今年7月，我在北京三联书店买到《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书，我被这凝重的书名吸引住了。其作者，竟是曾为我所执业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陈占祥。

　　说起陈占祥的名字我心中感慨万端。记得2001年3月22日，陈占祥逝世了。在八宝山参加陈占祥先生追悼会的人数以百计，我想他们都会清晰地记住由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所作的挽联：“惜哉，西学中用，开启规划之先河，告知而鲜为人知；痛哉，历经苦难，敬业无怨之高士，高见又难合众见。”怀着这些经历和感触我再读陈占祥先生《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书，我以为它对我们的最大触动，不仅仅是重新认识建筑师其人，更要使中国建筑师不再被遗忘。原先，我们对陈占祥先生及老一辈建筑师的事迹及成就宣传得太不够了。

　　关于中国建筑大师，尤其是曾成为过“右派”的建筑大家，被尘封的历史较为漫长，愈是如此我就愈发感到口述历史的珍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的风范将永驻城市与建筑学人心中。为了那不该忘却的城市建筑之精神，为了让年青一代建筑师、规划师在阅读著名的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时能知晓把他们引入“国门”的译者，为了更多地传播中国城市设计的理念，我们应该像介绍梁思成一样更多地宣传面对历史上的不公正待遇仍忍辱负重，至生命最后一刻也壮志未酬的陈占祥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建筑英才。

　　翻阅《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书，从对陈占祥故旧、亲人、同事的不多的回忆与追思中，虽有大树凋零之感，但仍能看到作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光环，他是优秀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西方建筑思潮珠联璧合的杰出代表。　　在《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书中，陈占祥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在中国广有影响的雅典宪法章与马丘比丘宪章。先生指出，雅典宪章的出发点是建筑，他们最终找到城市与区域规划是问题的关键，并说明建筑与城市规划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结合现今中国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脱节，论述道“应从建筑教育就将两者统一起来”。陈占祥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篇文章，特别总结了两个宪章30年的种种方面教训。

　　陈占祥先生很早就对北京城市建设有过良多思考。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的“梁陈方案”是一个未被采纳的战略抉择的话，那么在此后的种种建议，更成为他科学预言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思想，是我们现在都必须思考和研究的。

　　关于北京市的城市规模，先生指出，各国的规划指导思想总是千方百计控制城市过分的发展，但没有一个城市规划编制在此方面取得成就；中国虽不像孟买、马尼拉等亚洲大城市所经历的爆炸性的城市危机，充分证明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但规划性的东西是客观的，绝不能为控制而控制。在城市规模问题上，是否应当研究一下，在北京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范围内，人口估计为一千万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一切资源。陈占祥先生肯定了法国“整治区域”的规划调整，又倡导了瑞典斯德哥尔摩、丹麦哥本哈根、加拿大多伦多及美国华盛顿的成功规划经验；在1995年1月13日第一届首都建筑设计汇报展专家座谈会上，他应邀到会并指出：一个城市的最后成功、定形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历史阶段。比如世界上著名的经典城市，威尼斯的圣玛诺广场，罗马的圣彼德广场等，它们都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是经过几个世纪后才形成的，形成的过程是通过建筑将城市的整体性保留下去。北京确有许多令人遗憾的城市建设，只能靠坚持建筑的繁荣，建筑设计思想才能正确得到发扬。如城市现在建筑高高低低的凸现，没有多少生命，关键是如何做好建筑设计，绝不能不顾周边环境。英国有本建筑小册子，书中提到建筑与设计中的礼貌与不礼貌问题：　　　　“badman and Goodman architect”，其意为有礼貌和没有礼貌的建筑师。陈占祥先生在解读时说，这种礼貌的界线就是是否尊重规划环境，千万不可只考虑自己，上下左右说不上话，失去统一性和整体性。1997年在一次会议上陈占祥先生再一次谈到“环路、交通与总体规划”。他认为，拆除城墙代之以同心圆的环路系统，是许多西方城市的基本布局，但北京不是维也纳和巴黎，如果保留下城墙和护城河，将环路修在他们中间，“夹枝杨柳夹枝挑”，对发展旅游事业是多大的幸事。现在的二环路各城门口、交叉口都作立体交叉，这是现代城区高速道的设计，但按此要求，二环路沿路是不准安排建筑物出入口的，这样才可保证环路上行车安全。他进一步指出：“经过三十年的建设，首都土地使用已有了明确的格式。东西长安街这条东西延伸的大道由于沿线有地下铁，无形中为线型发展定了调子。从此设想出发，首都规划可能呈现象一串串‘糖葫芦’伸向四方”的作法。联想到新规划，我认为，2004年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05年）”已在某些方面遵循并听取了陈占祥先生的意见，“梁陈方案”的思想事实上在今天有了某些合乎规律的实践。

　　建筑师是有特殊地位的，它不应仅仅成为画图的机器。 

　　陈占祥1938年赴英国留学，1944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学士、城市设计硕士学位；1944-1945年攻读英国伦敦大学都市规划博士学位。在英国留学的八年中，正值“二战”，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向英国各介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1946年南京政府邀请他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回国后任南京政府内务部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兼中央大学建筑系和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主持完成南京“行政中心”规划的方案。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等。1950年，他与梁思成教授共同提出关于“新北京城”建设规划的建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极具远见卓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身为规划师及建筑师的陈占祥十分重视在中国应大力提升建筑师的地位。早在1957年陈占祥就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建筑师还是描图机器？》一文中尖锐地提出“建筑设计应当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不承认这一基本特征工作将出毛病。这多少年我们设计了多少万的建筑平方米，速度是超高速，按理说这许多的设计实践早应锻炼出不少大师来，瞧瞧我们的作品，屈指算算向科学的进军的日益在缩短着期限，真是令人心寒。长此以往尽管平方米数足够吓倒任何先进国家，离开国际水平依然甚远，至于几年超上，我看休想！居然把建筑师当成了描图机器！我希望以政策作为创造的指导，让大家多修些人工纪念碑。让我们拿出全盘脑力去设计出适用、经验、可能条件下美观的建筑物贡献给人。看来这是一个被人误解的行业，否则我们怎么会变成描图机器呢？”

　　据悉，正是这篇文章，使陈占祥成为了“右派”。24年后的1981年第8期《建筑学报》陈占祥再次发表了《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一文，极为系统地论述了建筑师与工程师的差异，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早普及建筑师文化的人。陈占祥先生认为，建筑师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职业，每个时代按不同的要求对建筑师提出不同的任务和责任已属必然。建筑师历史地位演变到今天应当要求建筑师在满足人民不断变化着的需要时起到更大的作用。陈占祥先生在文章中呼吁建筑师的地位需社会承认，要允许建筑师充满创作欲望及个性，各级领导要关心建筑师并尊重建筑师的劳动等等。

　　通过《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书，我走近了陈占祥先生，对能谋面但未曾谋面的建筑规划大师油然起敬。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建筑师能记忆着这些已逝去的老一辈，特别要留存下属于全世界的中国建筑师的杰出思想，他们的思想尤其该出现在高校建筑史教材中。我认为，他们才是中国建筑师有望立足世界的基本要素及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