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细读素以思想性见称的马自树先生新著《文博丛谈》，掩卷而思，感到这本著作有作者执著努力从思想性到思想库的发展规律特征，凸显出以下价值。

　　作者是文物保护者，长期在文博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使他对文化传统的感性钟爱上升为理性的保护，针对一些体制机制上的矛盾敢于揭露批评，早在1999年他在《关于建立文物保护事业新体制的思考》一文中就提出文物事业应该是服务于社会的文化事业，而不是一种谋利的产业。文物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与国家、民族的精神、意识相联系，有的还是国家、民族的象征，因而又具有主权意义。他认为全国文物系统从业人员才6万名，远远不能满足事业的需要，所以文物保护要动员全社会参与。类似这样的观点也曾有多人探讨，但作者却善于从多维角度思考，以独立第三方的眼光审视，显示了思想积淀的合力。

　　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也迫切需要深入研究以回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马自树先生许多文章都引导学者转变学术观念，研究现实问题，他在《科学发展观与文博事业》一文中严肃地指出一些地方官员对本辖区的文物工作不支持、不保护、不抢救，任文物毁坏、流失而无动于衷，或者把文物当作负担，把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甚至以牺牲文物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拆古建筑、毁古墓葬、破古遗址，将文物景点视作经济增长点，把文物单位作为企业资产经营捆绑上市，凡此种种都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同样，对甘肃敦煌阳关和武威白塔寺建设性保护事例，他则积极推介提供保护思路，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教训，目的都是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智力咨询与理论依据，这是该书作为思想库存在的社会基础。

　　该书洋洋43万字，信息量大，文章选材范围广，感性与理性交融。比如北京一些媒体对拍卖公司炒作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和宋高宗真草法书《养生论》非常热衷，但报道过高吹嘘父子俩多才多艺，为此，他撰写了《孔明两表无人读，德寿宫中写洛神》一文，指出这两位皇帝利用国家一切资源来扩展自己的艺术禀赋，代价却是山河破碎、帝身被囚、生灵涂炭、英雄被戮，国家分裂了150年！所以决不能用艺术高超代替人品低下，直截了当批评时下混淆的历史观。

　　密切关注现实是作者自觉的选题倾向，不仅增加了文章的时效性，而且多是社会热点、难点、焦点的综合考察，例如在《科学论证要尊重科学》一文里，针对四川有关部门2000年在距离都江堰6公里处修建紫坪铺水库而造成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资格被取消的后果，作者批评开出“通行证”的所谓专家“论证”实际是“伪证”，是某种利益驱使的产物。人们清晰地看到作者著述作为思想库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度。

　　作者始终把开阔的文化视野锁定在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时代课题上，发扬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优良作风，例如关于文物保护方针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保护”与“利用”争论了许多年，作者写了一组6篇文章，提出“保护是永恒的主题”，什么时候也不能离开保护这个主体性原则。这些文章不少思路基本上就是历史文化遗产大领域操作性很强的对策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如今，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图书虽然很多，但大多缺乏政策性、时评性的思想冲击力，难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力。尽管马自树先生借《文博丛谈》这一“杂议”外壳形式谈了文博工作的思想研究，但丰富了个案剖析，颇具典型意义，注入了多层次的思想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