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99 期《南方周末》刊登了《一位民间设计者的“广场梦”》，读后颇让人感动，又不竟让人心酸。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人，任俊杰能够为郑州市著名的二七广场的规划设计，数年如一日不顾别人的冷嘲热讽，执著而痴迷于他自以为的“责任和理想”，我觉得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可是他的理念却没有得到管理部门的重视，尽管一些知名专家，规划设计界的大师级人物也“表示了肯定”。这是中国规划建筑界目前的现状 -- 令人悲哀而心酸的现状！作为一个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采访和调查的专业记者，这几年我也目睹了业内种种奇怪的现象，看了这则报道，骨鲠在喉，忍不住想说几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近十年，城市建设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多少有点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但十年的建设并非叫好声一片，相反，越来越多的专家甚至老百姓提出了许多异议。一个规划刚刚做好几年，又重新推翻来做的事情时有发生；“马路拉链”现象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建筑不断向楼层高、体量大、装修奢华发展，城市越来越不像中国的城市，各个城市越来越显得大同小异，如同翻版拷贝，丧失了特色。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发展在误区中挣扎和徘徊已经很久，依然没有找到适合的方向。
城市是大家的城市，不是某些人的城市，城市的发展需要普通百姓的参与，而不是某些政府部门或者个别领导人说了算的。只有发动广大群众的智慧，一起参与家园的建设，才能使得我们的城市变得有秩序起来。欧美国家的历史虽然不长，但他们注重让百姓参与城市建设的一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城市的规划，要拿出来让广大群众评一评，论一论，不断地完善，才能做得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城市之所以有秩序，一些城市的改造之所以能够相对“一劳永逸”，绝不是几个规划师、设计师和领导人有“超人的理念” -- 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误区也许就在这儿，而我们不仅没有发现这些，甚至对“洋人有超常规的设计理念”深信不疑，顶礼膜拜，于是各类国际招标应运而生，大把的美元让外国人卷走，还以为得到了“圣经”，对其五体投地，佩服有加 -- 这正是目前中国的现状，无论城市规划，无论建筑设计。
在一次对中国科学院院士、首届梁思成奖获得者、东南大学教授齐康先生的采访中，他就对目前国内不论项目大小都喜欢搞个国际招标表示了不满，认为有点过头了。现在一些县一级的城市也在大搞国际招标，好像没有外国人我们就做不好设计似的。两院院士、国内规划设计界的泰斗人物，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对此也是颇有微词的。这些专家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实践早就告诉我们，只有把外来的东西和中国本土的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东西。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过于依赖国外的东西而丧失了自己应有的立场和分寸。我们并不是不要国外先进的东西，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规划、设计进行国际招标也是必要的，但像压宝一样的把中国城市的发展交给外国人，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危险的。
笔者不揣浅陋，斗胆归纳一下中国的城市丧失特色的主要原因，在此算是抛砖引玉。
一、经济第一。众所周知，中国的城市本来是很有特色的。比方说，讲到四合院，谁都会马上想到北京；说到石库门，很自然地就联系到上海的旧式里弄人家。尽管并非只有北京才有四合院，上海才有石库门，但是它们庞大的数量和规模已经使得它们成为这个城市的特色之一。但如今城市当中耸立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楼使得许多石库门和四合院已经成为永远的记忆了。
经济第一的城市策略永远不可能造就有特色的理想城市！ 一个城市，要有其自身的特色，才有她恒久不衰的生动魅力，才能够拉动经济马车奔驰不息；如果一个城市只是急功近利地看到眼前，没有造就可持续发展的特色理念，最终将会被社会淘汰。中国城市近 20 多年来的发展，正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也正因为这个过程，中国的城市建设到现在已经走了一条弯路。在去年的杭州 M 会议上，有人提问日本著名建筑师矶崎新“怎样的建筑才能令杭州保持个性化发展”，矶崎新的回答直言不讳：“如果我不是身处西湖湖面之上，那么，今天我眼中看到的杭州，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它只是一个哪里都有的城市。”他说，他从水墨画和苏东坡诗篇里面体会到的杭州，在今日已淹没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正失去自己独有的个性。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过分地追求经济发展、城市现代化进程，人们以破坏和漠视自然环境为代价，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现。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需要相互结合，这样城市才能保持一种可持续性发展。 --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我们已经偏离了很远，但从现在开始进行矫正的工作，似乎还为时不晚，因为这些年的城市建设主要集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还有正在崛起的许多大中城市还仅仅处在发展的初期。
二、主导文化的不明确，道德规范的软弱使城市建设变成了“邯郸学步”。城市建设的特色理念也并非是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可是为什么在不断寻求特色的过程中却失去了原有的特色？从这么多年的建设实践来看，中国城市建设的模式是学习 -- 小城市学大城市，国内学国外 -- 而这个学习多半又只是不加扬弃，全盘照收的模仿或者抄袭，尤其是在城市的规划与设计方面。相互抄袭的结果当然是使得城市越来越没有特色，唯国外马首是瞻的结果当然是与民族文化相脱节，而不是把国外的优秀理念融于民族文化而形成中国自己的城市特色。不加思考的效仿国外使得主导文化出现了断裂；恶意抄袭的现实使得道德规范又陷入尴尬的境地 -- 前者使得我们城市建设的底气不足，后者又使得我们在行为上畏首畏尾，不能放开手脚，如同带着镣铐在跳舞，这怎能不使我们在寻求城市特色的道路上陷入僵局、驻足不前？
不妨罗嗦一下，来看两个国外的例子，重新来审视一下别人是如何利用不同城市的文化特征来打造城市的特色的？在二战中遭到彻底破坏的德国柏林，在 1989 年柏林墙推倒后，成了德国的首都，建设活动因此而非常引人瞩目，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师和发展商。关于柏林城市的规划和建筑设计也成为学术和专业讨论的焦点，即使政治家也对城市发展的批判性重建有着清醒的认识：即现存的历史街道和街坊应该保留，同时建筑高度、屋顶和材料等必须详细加以指导。再看鹿特丹旧城，二战时也被完全毁坏，但当决定重建时，政治家和规划师选择了与柏林大相径庭的做法。鹿特丹是一个港口城市，当城市活动从以前的中心区移出时，留下了大片的港口空地，这些空地为新的建设提供了各种可能。因此，规划采用了全新的结构，来灵活地适应各类建筑，从而形成了居住、办公和商业中心为一体的新的综合区。哥本哈根大学的 R · Kural 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在鹿特丹，如果要寻找文化特色和历史遗迹，需要在恰当的时间，并且要有足够的经历。而到柏林，要找到这些令人兴奋的文化特色和历史遗迹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柏林通过对城市改造的严格限制，保持了城市历史的延续。”（ R · Kural 《追寻新的城市景观》）由此可见，不同的城市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不能够简单地套用统一的模式去建设。以扬弃的目光和全面的思考来寻求城市自身的特色，也是避开雷同、防止模仿与抄袭的有效手段，更是遵守道德规范的内在要求。
三、中国现阶段还很不健全的法制。在“中国特色”的情况下，法制无法制约长官意识、政绩工程的现状使得追寻城市特色的道路充满坎坷与羁绊。正因为没有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法律对城市领导者、决策者的监督疲软乏力，从而使得城市规划决策的透明度大大降低，市民意识得不到体现，公众参与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某些领导者、决策者为了任期内可见的短期利益，也即所谓的“政绩”，不惜牺牲一个城市的长远利益，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是很多的，是很有点“中国特色”的，但是却没有制约他的有效手段。因此健全法制是当务之急。同时，我们要把“政绩”从摩天楼，大绿地，宽道路等工程中剥离开来，选拔干部不能简单地看其在任期间建了多少大楼、绿地或道路，还要看这些建设是否适合于这个城市，是否有利于城市特色的树立和培养，是否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利益。
行文至此，已觉得离题万里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误区多多，但方向在哪儿？笔者浅薄，不敢妄测，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智慧是伟大的，让公众参与城市的规划、设计、建设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主导方向之一，接受和重视公众的批评和建议是我们政府管理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要向任俊杰们致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