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海大部分湖底都已铺上了防渗膜。（图片资料）

　　由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引起的 “ 圆明园事件 ” 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着环评报告也众说不一。此间媒体有消息称，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环评报告即将出炉，圆明园事件再次举国瞩目。

　　然而， “ 圆明园事件 ” 的核心难道真的仅仅是 “ 防渗膜应该不应该铺？ ” 这样一个简单的环保问题吗？像圆明园这样承载着中华民族耻辱的遗址应当如何定位？是否能等同于一般的公园等娱乐场所呢？

　　时下，许多专家学者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72 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政府作为这一条约的缔约国曾庄严承诺：竭尽全力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 “ 真实性 ” 与 “ 完整性 ” 。承载着中华民族悲怆耻辱历史的圆明园出现了环保问题，让人联想起更多的恰恰是我国在世界遗产管理问题方面的定位缺失。因此，在我国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社会各界对 “ 圆明园事件 ” 的特别关注，其本身正是体现出了一个时代的进步。

“ 圆明园整治工程的矛盾中心不是水的问题 ”

“ 圆明园整治工程的矛盾中心不是水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什么样的圆明园的问题。圆明园的定位是历史遗址公园，可现在的做法是试图忘掉这段历史，努力将圆明园建设成为一个能划船、能游乐的现代公园，这样水就不够了。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说。

“ 小的时候，这里芦苇一片，如今成为人们泛舟的地方，能不引出水的问题吗？ ” 圆明园福海畔家住北京大学的六旬老人李新华对记者说： “ 圆明园事件的发生，根本问题是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功能定位，世界文化遗址就不该成为游乐场！ ”

　　按照蒋高明的说法，圆明园蓄水供游乐的做法，背离了圆明园的风格，变得低俗了，使圆明园成了一个普通的公园，容易使国民对近代民族的屈辱历史变得麻木。 “ 试想，在飞驰的游艇上赏玩，或者荡桨在现代化的圆明园中，我们的后代还会知道圆明园背后的历史吗？ ”

　　这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认为，历史的发展趋势需要将圆明园建设成为生态的圆明园。从这个角度考虑，圆明园的水就够用的了，用不着铺膜保水。生态的圆明园需要的是个浅的湿地，加上大面积的以本地种为主的城市森林，这些本地种就是北方乡村常见的 “ 杂木林 ” ，以杨、柳、榆、槐、桑、朴以及大量的灌木和草本植物为主，这些植物大都是耐旱的和生态节水的；林子里和湿地外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如鸟类、小型哺乳动物、蜻蜓、蝴蝶等。

　　蒋高明说： “ 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将圆明园向一个天然湿地和天然林地发展。这样人工的痕迹不但不能继续增加，反而要逐步减少，如要逐步拆除石头砌成的湖岸和大面积的水泥铺装地面；恢复芦苇、菖蒲、荷花以及湖岸上和小山上的那些天然植被，还圆明园的宁静、严肃与深沉。 ”

世界文化遗址不该成为游乐场！

　　圆明园生态问题绝非始于今日。记者走访了多名圆明园附近的老居民，他们反映说：远比万春园别墅事件更早，比湖心岛出租事件更早，比塑封福海事件更早出现的一些事情，就为今天一连串层出不穷的 “ 精彩好戏 ” 埋下了伏笔。

“ 去看看现在对外开放的圆明园公园，你就明白作为公园的圆明园，它的未来将怎样？ ” 早在 2000 年，当时的中国社科院博士王彬生曾痛心地说： “ 在长春、万春两园里面有卖煎饼的小摊、有 10 元钱拍一次照的摄影棚、有图腾园、游乐场、卡丁车。闻名世界的大水法的废墟上爬满了嬉笑的孩子。而福海以西的未开放区是堆积如山的垃圾、外省机动三轮、豆腐作坊、农家茅厕。历史的沧桑悲怆、肃穆的凭吊感荡然无存。 ”

　　法国华夏建筑研究会主席邱治平建筑师在 1999 年看到圆明园唯一幸存的一座单孔残桥，每天都在游船的撞击中艰难地支撑着，桥洞上有许多游船与之刮碰造成的新旧伤痕。他不明白，这么重要的圆明园中唯一幸存的文物，为什么不保护起来，还让游船靠近它？

　　上世纪 80 年代，圆明园开始从一个荒芜破败的遗址变成了公园。此时，邱先生也开始研究中国传统园林。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亲眼见到一位民工，用凿子把一块雕有精美石刻的莲花座的石刻部分一下一下地铲平，邱先生心痛地问，为什么要把石雕弄掉？民工称，盖房子要用这些石料。第二天他再次到圆明园，看到的是一堆 “ 加工 ” 好的方方正正的大块石料。邱先生说，民工的工作是无可非议的，责任是指挥他这样干的人，一点文物知识都没有。

　　事实上，上个世纪 90 年代圆明园的保护问题就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时，诸多专家反对将圆明园遗址变成公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秦佑国认为，圆明园遗址是文物，对文物的保护不是重修重建，而是要继续保护下去。文物建筑的历史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当初是什么样子，也包括它经历的历史沧桑。如埃及金字塔、希腊帕第农神庙、罗马大斗兽场在战争中被毁后，都没有重修或恢复原样。狮身人面像的鼻子被入侵者的大炮轰去了一块，至今也没有人去补。

　　然而，近一个时间的圆明园事件中，我们最常听到的来自圆明园管理者的声音是 “ 当初为了维持生计 ”“ 要养活 1700 多名职工 ” 。

“ 圆明园事件 ” 定位缺失在我国并非只有一个

“ 我国不少世界遗产现在正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名满天下后，旅游业兴起带来人满为患，更可怕的是人满为患后进一步过度开发造成的屋满为患， ”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说，对我国世界遗产形成威胁的各项因素中，失控的旅游业和过度的旅游开发是十分重要的一条。

　　据了解，我国的风景区 80 ％左右都有上千年的开发历史。它们源于古代的名山大川，融入了丰富的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是人与大自然精神联系的最佳场所，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这些风景名胜区不仅是中国、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目前中国已有 “ 世界遗产 ”29 个，而我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还有近百个，踊跃申报的队伍排到了 2008 年。

　　谢凝高等专家学者忧心忡忡地指出，在申遗的队伍排得越来越长的同时，目前我国的风景名胜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却普遍不容乐观。

　　学者历数了近几年打着保护的旗号，对著名文物进行过度开发的一系列 “ 壮举 ” ：北京距故宫不到 100 米的南池子大街拆除四合院建成 “ 四合楼 ” ；四川乐山大佛旁突然冒出一个 “ 巴米扬大佛 ” 做伴；湖北的武当山遇真宫出租后被付之一炬；陕西的秦始皇陵核心保护区内建起了巨大的 “ 接待中心 ”…… 这个队伍也正变得越来越长。

　　据专家介绍，目前全世界 750 多处世界遗产中，除澳大利亚热带森林不得不设一条索道外，其他国家还没有发现在遗产上建索道的现象。 “ 而在中国，这种现象太普遍，一些遗产风景区甚至架设了多条索道。 ”

1999 年，在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内，管理者投资 1 ． 2 亿人民币建起一道垂直高度达 326 米供游人乘坐 “ 天梯 ” ，后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议后停开。

　　当时，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办事处的官员就严肃指出： “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是经联合国批准的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但由于前些年的过度开发，这里的城市化倾向已经非常严重，可以说已经损害到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原始风貌。对此，我们提出过严肃批评。 ”

专家：论证圆明园防渗工程是为历史负责

“ 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破坏了给人看，今天我们来论证圆明园防渗工程，是向历史负责。我们已经屈辱过，就不要因某种利益关系而增加新的遗憾了。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说。

　　蒋高明认为，如果国家决定要一个文化的圆明园，一个生态的圆明园，一个严肃的圆明园，我们就不必铺膜；如果要一个俗气的圆明园，游乐的圆明园，我们不但可以铺膜，还可以买水来灌，这是一种商业操作。

　　我们给游人考虑得多，而给野生生物考虑得少。要不要为圆明园湖底铺膜，说白了是要大面积的水面是为了谁的问题。从管理的角度看，让水少跑一些，除了好看，还可以节约昂贵的水费。但是，更深层的动机是能不能开展水上游乐活动，减少创收成本的问题。因此，圆明园铺膜工程说到底是利益问题。

“ 湖底铺膜，防止水从地下跑，就不担心水从空中跑吗？就不担心水会变臭和变脏吗？ ” 蒋高明说： “ 生态没有了，水将失去灵气，变成了只供游人划船的死水。因为大气水、地表水和地下水是相互联系的，而水、生命、土壤、大气又彼此联系，共同组成了生态系统。铺膜后，水不能下渗，底泥中的底栖动物和微生物因缺氧而窒息，这样湖水就失去了净化的功能；另外，大量游览活动带来的垃圾可能使水变臭，从而偏离了保护圆明园的初衷。 ”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等有关专家分析认为，破坏风景名胜和世界遗产的行为难以约束，是因为我国缺乏有效制衡机制保护遗产，目前没有统一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定义和专门的遗产管理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旅游区的宾馆饭店，不是属于这个部、那个厅，就是某个局，显然是 “ 官方 ” 的行为造成了风景地的变脸。 1998 年 9 月，武陵源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批评后，当地部门只是拆除了老百姓建的一些小旅馆，而一些公家单位兴建的宾馆、饭店仍旧 “ 我自岿然不动 ” 。专家们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景名胜的破坏是最根本的破坏，现在对风景名胜的管理可以说是 “ 九龙治水 ” 。

“ 立法缺位困扰着风景名胜及世界遗产的管理，我国对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缺乏立法依据， ” 北京大学谢凝高等专家建议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和文化遗产法》。目前，许多地方仍在用国家建设部 1987 年下达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实施办法》，有的地方政府干脆套用开发区的相关法规来管理和 “ 开发 ” 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专门法规的缺位，加大了风景名胜和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随意性。因为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一管理，各地政府在考虑地方利益的同时，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的开发便愈发失控。

“ 遗产保护是第一性的，有了遗产才有遗产地的旅游，而遗产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对象与产品，只有在不妨碍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展旅游。 ”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说。

　　专家们指出，世界遗产资源作为国家公益事业性的社会资源，保护的主体应该是政府。国家要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很大程度上还要靠企业资助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助。

　　市场化运作本身并不等于资源破坏，在世界遗产资源保护主体的市场化选择进程中，政府需要研究如何规范和引导市场做好保护工作。但是，用市场化运作手段保护世界遗产，只适用于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世界遗产资源，对不能直接获取市场价值的遗产资源，是不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的。 ( 完 )